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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些去韩国做“日当工”的朝鲜族人 朝鲜族在韩国当苦力

来源: 最后更新:24-06-29 12:00:4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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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厂的顶棚在火灾后变形,框架裸露。

6月24日,韩国京畿道华城Aricell电池厂发生火灾,造成23人死亡,8人受伤。遇难者中,有17名中国人,全是临时工,也就是韩语中的“日当”,他们因此不熟悉逃生路线。

看到韩国华城电池厂爆炸的新闻时,30岁的彭慧一下子认出来,这是她之前打工的地方。一年前,她刚从吉林延边去韩国务工,经朋友介绍,她在这家电池厂做了半年擦拭电池的工作。

她知道这份工作“很危险”,因为锂电池的两端碰撞“会慢慢发热,很容易爆炸”。工作期间,工厂的人千叮万嘱,让她一定要小心。在她打工期间,曾发生过两次小型爆炸,所幸当时未有人员伤亡。


彭慧擦电池时留下的照片 本文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

彭慧回忆,电池里面的液体味道很刺鼻,对身体不好。厂里的员工每隔几个月会定期检查身体。工厂会招具有合法身份的临时工,多是来自中国东北地区的朝鲜族人,又以35岁到50岁这一年龄段的人居多。

从20世纪90年代起,大量中国的朝鲜族人去韩国务工,弥补了本土企业的劳动力短缺状况,他们大多从事韩国人回避的“脏(dirty)、难(difficult)、危(dangerous)”的“3D”行业。

多位从中国赴韩打工的朝鲜族受访者向澎湃新闻表示,他们到韩国的目的是为了挣钱。无论从事哪个工种的体力活,只要愿意接受加班、单休,便可以赚取更多。相比成为异乡人和“日当工”的苦,他们更害怕陷入存不下钱的持久贫困。

为了更好的生活

2018年的夏天,当时31岁的张珊和另外两个女性朋友一起从辽宁沈阳到韩国找工作。她是朝鲜族人,但她对韩国“一无所知”,其中有一个朋友在韩国待过一段时间,就带着她四处找工作。

第一站,她们去了光州,但那里“并没有太多工作机会”。张珊在那里租了间房子,交了5000多人民币定金。但过了半个月,仍然没有找到工作。

她们联系上以前在国内的同事,对方在韩国的工地上班,一天工作8个小时,收入400多人民币,包吃包住。张珊便去“投靠”这个同事,开始在工地上干活。

她回忆,工地距离住的地方远,所以她每天早上四五点就得起床。下班回来,一天已经过去了十四五个小时。

她的工作是安装橱柜底下的挡板,要楼上楼下跑,干了十多天,又换了个工地,有次安装出现失误后,老板一气之下把她辞退了。

张珊只能再找别的工作。其间,她结识了一名朝鲜族的男性劳务中介,对方称可以安排她到饭店工作,但她和朋友一共要交30万韩元(约折合人民币1600元)的中介费。但交完钱,中介很快消失不见,她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。

那次被骗之后,张珊很快又联系上另一个中介。交了中介费后,对方安排她住在一间小公寓里。平时那里住三四个人,但有一晚房间里住了十几个人,连厕所门口也睡了人。

一开始,中介帮她找到了一家化妆品公司。她去拧了一天的瓶盖,下班时手上鼓起两个透亮的水泡。第二天再去,人家已经不用她了。接着她又去了小葱会社,每天扒大葱绑大葱,管吃管住,一天能挣360元人民币。这之后,张珊又换到冰淇淋工厂工作,一直待到现在。

2014年10月27日,朗薇从延边飞到韩国。下飞机后,她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地铁,拖着八九十斤重的行李箱抵达首尔站。她的舅舅住在南山塔附近,她跟着来地铁站接她的舅舅爬完又长又陡的山坡后,手和腿都在发抖。

那年朗薇25岁。她的舅舅和姨姥姥早在2000年就到韩国务工,后来在那边定居。到韩国后的休息日,她偶尔会和亲戚见面聚聚,但有时一年两年也见不到面,“都忙自己的工作”。

郎薇的老家在吉林延边珲春市的农村,她是朝鲜族人,但她不会说朝鲜语。她从小在汉语学校读书。在她的老家,父母辈的人延续着说朝鲜族语的习惯,但到了朗薇这一代,很多年轻人已经不会朝鲜语。

不过,她仍然可以通过就业签证前往韩国,成为务工人群中的一员。根据韩国法务部公布的《2023年12月统计月报》,截至2023年12月底,在韩居留的外国人共有250.8万人,同比增加11.7%,创下2019年以来最高值。其中以中国人数量最多,占比37.6%。

中国的朝鲜族人赴韩务工,会享有一些政策上的便利。2007年,卢武铉任韩国总统时,对非韩国籍朝鲜族同胞设立了访问就业、技术教育的签证(H-2)制度和“外国人雇佣许可制度”,拓宽了中国的朝鲜族到韩国合法就业的渠道。

同年,韩国进一步完善外劳就业问题,制定了《访问就业制》。其中规定通过韩语考试的外籍劳工可以优先就业,朝鲜族具有先天性优势。

郎薇是第一批抽到H-2签证的人。出国之前,她的婚姻出了状况,又带着个4岁的女儿。因为她只有高中文化,在国内一个月只能挣一千元人民币。“为了给孩子更好的生活”,她决定到韩国找工作,按照当时的汇率,她在韩国一个月赚的钱,在国内需要工作11个月。

对于中国的朝鲜族来说,通过相应的语言考试,或者获得各种专业资格证,比如木工证、烘焙证,都有利于把H-2签证升级成在外同胞签证(F4);拿到F4后居住两年以上、满足纳税标准或者父母一方是韩国国籍即可申请永久居留签证(F5)。

“日当工”

因为有朝鲜族的身份,29岁的吴鹏顺利拿到F4签证,一年内他在韩国干了超过一百种体力劳动。“再小的工地现场都有几十个工种,大现场有上百个不同的工种。”

他去韩国最直接的原因是挣钱。他想以后从事韩语小说创作,不受金钱困扰。

在国内时,吴鹏曾是文字工作室的签约写手。工作室根据需求和写手本人的水平分配单价不一的续写任务,单价基本在千字12-25元人民币之间。

后来,吴鹏渐渐写不动了。他的手指,手腕,颈椎和腰椎相继出现问题。“加上那两年市场变化剧烈,续写难度上升单价变低,有时候连吃饭都是问题。”

于是,他和在韩国务工近30年的父母沟通了很久,最终决定2022年8月从家乡黑龙江去韩国打工。

不少中国的劳务中介会在社交平台上发布韩国的招工信息,主要招聘对象是制造业工人和餐饮业服务员,年龄限制在18-39周岁,不限男女。

一则招工广告中清楚列出了制造业工人“周休一天情况下薪资待遇解析”:每周工作8小时能够拿到22万韩元,每天平均加班2小时,能够多拿63万韩元,周六加班6小时可以额外得到46万韩币。照这样算,工人一年能赚到59万元人民币,如果加上合同期满的“退职金”,三年总收入能够达到64万元人民币。


招工启事

服务员的薪资则稍低一点,按照累加的年收入和退职金,干满三年至少能赚46.7万元人民币。同时,还能够享有保险等福利待遇。

在另一则韩国农场工与制造业工人招聘信息中,诸如农场工、水电工、司机、电子厂工人都能拿到2万多元人民币的月薪。据中介招聘信息,工人每天工作8小时,月收入在1万-3万元人民币不等,加班能够拿到1.5倍工资。

去年,吴鹏在京畿道南杨州市人力事务所的办公室里等活儿,那里类似国内的职业介绍所。

每天早上五点多,所里的几十名工人就会围过去,等主事的所长给大家派活。干完活,钱当天进账,“也叫做日当”。吴鹏说,这些工作时长基本是八个小时。做修路建路的土木工种会经常加班到凌晨,工资按双倍计。

“工种五花八门的”。吴鹏干过的活儿,有帮人搬家,有在化妆品工厂切仙人掌,有跟在挖掘机后面当信号手,有给一个大学教授搭猫屋、挖个小池塘,还给比萨连锁店副会长,也就是“电视剧里那种财阀”搬过铜像等艺术品。

每天的工作像随机抽签,运气不好时,就只能搬砖搬水泥。干一天“回家就躺了,起都起不来”。吴鹏说,除非很累,一般他会一周七天全勤。

日当的工资,最低是16万韩元,没有上限,加班时拿得更多。有一次,他跟着二手家电工厂送货安装,忙到凌晨1点,当天就拿了16万韩元(折合人民币约800多元)的日当报酬,另有加班费21万韩元(折合人民币约1100元)。日结工需要自己缴纳医保费用,但人力事务所的所长会给工人买人身保险。

长期和劳工接触后,吴鹏发现他们“对钱计较得很仔细,并对此习以为然”。比如早上大家聚在一起聊聊天,他抽了别人一支烟、喝了别人一杯咖啡没还的话,对方会不愉快;他工作时借了别人一副手套没还,对方也会直截了当地指出。

不过,他也理解,大家都挣差不多的钱,请多了就等于少挣了。

最脏最累最危险的活儿

今年6月初,吴鹏以初级技工身份,开始在工地做“蜘蛛人”。以他的经验,工地上除了管理层,工人赚得越多,就越辛苦,或者越危险。

他的具体工作是给外墙涂漆,一个月工作20到25天。他手机里存着一张同事给他拍的照片,在一栋25层、大概八九十米高的大楼外,他整个人悬挂在外墙上。


正在工作的吴鹏

在学徒阶段,他首先必须克服恐惧感,“对绳子产生信任感就行,绳子是捞船时用的那种绳,绝对不会断”。学徒阶段的时间长短因人而异,快的两三个月,慢的两三年。团队里有很多中国朝鲜族人,吴鹏和队长是哈尔滨老乡,队长总是手把手教他。

初到韩国时,朗薇首先需要克服语言障碍。她不会坐公交车和地铁。刚坐地铁时,她照着地铁图一个一个地点看她到哪里了。她不知道怎么换乘,很多时候会坐反方向,然后到下一站再下来,回到原点,再换乘。因为坐公交车听不懂地点,不知道自己能坐几号线,她只能走路到地铁站。

不会韩语,朗薇只能找最脏最累的活。她在首尔的第一份工作是通过中介找的,在建筑工地的食堂给工人做饭。每天要洗六七百斤大米。

刚开始不会说韩语,她只得看老板的眼色行事。时间长了点,一段话里她能听懂一两句,其余的只能通过手势比划或者猜测对方的眼神。也因此,她更容易出些小差错。

第一份工作,朗薇只做了一个月。她感觉自己做什么都不对,总被老板指责。“有时被人欺负、被排挤”,所以她选择不干了。之后,她在一个烤肉店里干了5年。一开始,她的工作是刷碗,10个手指头都刷破了。头天晚上肿起来,第二天皮肤顺着裂纹就爆开了。

有一天,她连刷了14个小时的碗,那天饭店接待了200多人的旅行团。后来,饭店还接过2000人的团,她感觉有刷不完的碗。有时被挑刺,她选择忍气吞声。

老板喜欢她努力工作的劲头,就让她在前台做接待。前台没有语言要求,因为饭店主要接团餐,只需跟中国导游说几句话,如果接待的旅游团是东南亚的人,也只需问几张桌几个人,安排好餐桌就行。

这家饭店的工资比其他饭店一个月多五六百元人民币。朗薇有合法签证,饭店会和她签劳动合同,给她买四大保险,包括退职金、意外保险、健康保险和失业险。每月的保险费饭店交一半,她出一半。

后来,她又去到距离首尔160公里外的大田,在一家饭店工作,自己则租住在一个10多平方米的公寓里,门口有一个小小的厨房,租金每月是1300元人民币。每个月赚的钱只够养孩子和供国内的房贷。

三年后,她尝试过在工地和水泥,一天赚500元人民币。她也在面膜工厂工作过,因为身体不好,就不再继续签合同、打长工。

在韩国时,朗薇性格乐观,她想,只要自己努力生活,多付出一点,就会有回报。遇到不顺、想家想孩子的时候,再难熬,她都憋在心里,也不会哭,和家里人报喜不报忧。

在韩国待久后,朗薇会坐车了,也去了很多地方。她坐过的一站地,走过的地方,都能记住,“我能够找到原点,那样我就不会走丢。”但她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外乡人,每天,她都在想什么时候可以回家。

异乡人

吴鹏全家人都是朝鲜族,都会说朝鲜语。往前追溯,当年,他的祖父跟着曾祖母来到中国。

长辈们希望他能过体面的生活。“正如大多数父母希望孩子当公务员,或者去大企业穿西装上班,但他们对我不是很了解,他们的希望也太模糊,太浅表。”

吴鹏重复了家中长辈们的轨迹。他的爷爷50多岁时,去工地搬钢筋,60多岁睡在加油站,用挣来的血汗钱送三个孩子到韩国打工。“我爸我妈那一代到韩国也受了很多委屈。”吴鹏说,他们在韩国苦了半辈子,结果孩子最终也要到韩国受苦,“这让他们很崩溃。”

事实上,家人并不希望吴鹏到韩国务工,怕从没吃过苦的他被韩国人欺负。

“在韩国,父母给我提供了很多帮助。其实他们打拼出来的东西,比他们想象中要坚固牢靠很多。”吴鹏说,“他们都是从基层工人一步步走起,时间长了熬出来的。”

吴鹏的父亲如今是物流公司的科长,母亲是医疗器械工厂的组长。十多年前在餐馆干活,他的母亲见到有小姑娘被性骚扰,就一脚踹过去。

如今,吴鹏的爷爷住在韩国的养老院。上次见面时,爷爷摸了摸他的头,知道孙子在工地上干活,他叮嘱道,你要注意安全,安全第一。

明年年初,吴鹏的签证将换成F5,年收入可以达到4500万韩元(折合人民币23.7万元)。

郎薇的想法不同,她只想回家,“我最亲的人都在家乡”。在首尔打工时,朗薇每天最开心的是下班时刻,每个月最开心的是发工资那天。

除掉每个月三四千元人民币的地铁公交费,电话费,房费,水电费,她会把剩的钱都打给孩子。首尔物价高,开销之后所剩无几。有时她想不明白:“为什么我这么努力,还是没有钱?”

在朗薇的老家,有不少和她一样去韩国务工的人,“都是吃了很多苦的。”她有一个朋友在布料工厂上班,为了多挣加班费,有一次两天两宿没睡觉。

据她所知,“也有很多走捷径的”,很多在韩国打工的女人,会找一个有钱的当地男人依靠。

虽然在韩国待了五六年,但张珊没有存下钱来。她一直做临时工,收入并不稳定。

张珊并没有打算一直待在韩国。她想趁自己还年轻,攒下一些积蓄,再回国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,“虽然这一天可能还很遥远”。

论文《在韩延边朝鲜族务工群体的社会适应及其障碍因素》中指出,对于在韩务工的朝鲜族而言,由于他们的身体往往被置于传统观念中底层的服务场景中,打工过程中的身体经验,无论是体力上,还是心理上,都在时时刻刻提醒着他们是身处韩国社会底层的“他者”。

在韩国期间,朗薇患上严重的抑郁症。从2019年开始,病情严重起来。每天需要服用安眠药才能入睡。有三四年的时间,她和外界断掉联系。

直到2023年6月的一天,她回国度假,本想休息10天再去韩国,但这10天里,她没吃药也能睡着,而且身体的疼痛也消失了。她感觉自己变得开心了,于是决定不走了。

以前在韩国打工的9年里,她只在每年春节回国一次。平日听说爸爸或者女儿生病感冒了,朗薇心情跟着低落,以泪洗面好几天,等他们身体好了,她心情才能好点。现在她想爸爸了,就可以开车回去看望。

现在,朗薇在延边开了一家烤肉店,主营当地特色珲春大串儿,配菜有咸菜,延边的小拌菜,包着紫苏叶和生菜吃。

每一天一大早,她便起床到市场购买一天的食材,从早忙到晚上,虽然辛苦,但比起在韩国打工的日子,她觉得轻松很多。

今年五一的时候,店里的突然间生意好了,朗薇独自跑到附近的山上,放声哭了很久。“十多年的付出终于有回报了。”

朗薇的女儿现在14岁,大部分时间寄宿在朗薇妹妹的家里。

前天晚上,朗薇下班晚,女儿一直问小姨,“我妈妈去哪里了?我妈妈安全到家了吗?”

听到妹妹转述这些话时,朗薇觉得自己劲头十足。

(为保护受访者隐私,彭慧、吴鹏、张珊为化名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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