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企干了快20年、年薪三四十万，39岁的她跑去做了社区干部，还说“难度更大了”

来源：最后更新：24-03-04 10:58:3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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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生有没有标准答案？体面的工作、丰厚的收入、幸福的家庭，世俗眼光或许给了我们一些参考。但还能不能有别的？

当一个外企中层决定做社区干部，我们从中看到的，不该只有对职业本身的刻板偏见，更不该贸然得出“学历通胀”的危险结论。

时代在变、行业在变、人在变，人生的答案，又怎能只有一种？

对黄宇荣来说，陪孩子参加居委会组织的暑期活动，像是作为父母的一次日常“履职”。同济大学毕业后，她在外企工作近20年。期间她完成了诸多人生大事：结婚、生育、跳槽、升职。在她以往的观念认知里，居委会，是一个“婆婆妈妈”的地方。没想到，那次活动之后，她却决定加入社区。今年是她成为浦东新区长岛路居民区一名社区干部的第四年。

图为黄宇荣在回答社区内老人的问题

刚进社区

很难记住领导的头衔

“我们社区干部队伍越来越专业，现在还有同济的毕业生。”在长岛路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李秀勤的介绍里，黄宇荣值得单独提一笔。她的身上有“名校”的标签，尽管在当下的上海基层社区，这不算稀奇。真正让人感到反差的，是成为一名社区干部之前，她在外企工作了将近20年。

这种反差，尤其在黄宇荣刚入职的时候，特别显眼。她在办公软件上输入中文，经常会陷入“不知道怎么拼写”的思考；她与人聊天，也会忍不住夹几个英文单词。

“以前我有一个老板叫Bob，大家直呼其名。这导致我刚进社区的时候，很难记住书记、主任、科长、处长等不同领导的准确头衔。”黄宇荣说。

大学里，黄宇荣读经济类专业。毕业后，和许多同学一样，她入职了一家制造业领域的外资公司，“做operation，怎么解释呢？”她想了很久，终于给曾经的工作下了一个中文定义：运营管理。

2010年前后，是在华外资制造企业的黄金时代。特别在高精尖的领域，它们掌握着绝对的技术优势，产品也有着不可替代性。

图为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资料图

然而随着中国制造的飞速崛起，许多产业链上的诸多环节都在经历着国产化替代。黄宇荣深刻感到：“不管是亚洲企业还是欧美企业，那种排山倒海的竞争压力，几乎笼罩着整个市场。哪怕我不在销售一线，也没有考核指标，依然不可避免受到环境的影响。”

2019年，是外企人的离职“大年”。但黄宇荣没有像多数人那样跳槽去中资企业，离40岁还有一年，她贴着长岛路居民区招收社区工作者的年龄线，参加了招聘考试。

选择社区不算是黄宇荣深思熟虑的结果，也绝非冲动。她曾有过一次陪孩子参加社区组织的暑期活动的经历。发现社区干部原来早就不是应对家长里短、鸡毛蒜皮的阿姨妈妈了。他们承担的很多工作是项目化的，他们的工作宗旨也不光是服务和维护社区，更是有利于社区发展和建设的，很正向。“我对他们的印象蛮好。”

面试通过后，黄宇荣决定上岗。

曾经年薪三四十万

她说“外企帮不了太多忙”

长岛路居民区的办公室是开放式的。值班的社工，要坐在大厅的前台后面。在外企里职位最高时，黄宇荣手底下管着一组人，年薪三四十万。现在，她经常坐在居委会前台。

“会觉得是‘降维打击‘吗？”“当然不是。”黄宇荣斩钉截铁地答复记者。

从外企到基层社区，两套话语体系的切换，黄宇荣一开始感到充满困难。不光日常用语从英文转向中文，深一层次是要完成对体制文化的接纳。“你需要理解一套基层治理体系当中，每个环节岗位为什么而存在，彼此之间又依靠什么组织在一起。”

适应是从“学会偷懒”开始的。居民区有2000多户，“其实我也可以像老一辈那样填写2000多张表格，但还是会尽量用一些软件、程序把表格进行批量处理。”有一年，社区有一项工作，需要预先给居民挨户发一个纸质号码，写到第56号的时候，黄宇荣把笔一扔，打开电脑做了一个表格，两分钟后，打印机哗啦哗啦吐出了2000多个号。

如果说黄宇荣身上还有外企工作过的痕迹，一定是她喜欢讲最少的话、写最少的字，来解决社区工作中遇到的问题。

特别是近5年，上海基层社区迎来智能技术快速演化期。以前社区干部绝大多数的案头工作，现在都可以录入系统。黄宇荣很喜欢那种“用户体验被不断优化的感觉”。“有时候系统看上去界面很nice（好），其实使用上有bug（瑕疵），我们都可以反映给技术人员，过段时间就会看到改善。”

社区工作的绝大多数时间，是“非标”的。“非标准化。不像工厂企业，你是以产品为本的，工作逻辑是帮助企业家实现利益最大化。不恰当类比的话，我现在服务的‘产品’是人，我的工作逻辑是让每个个体在社区里获得满足感和幸福感。这种工作难度更大。”黄宇荣说。

她曾为给一户居民申请低保，足足跟进了半年之久，信息核查工作跨越三省四市。原因是居民涉及关键信息的口述不完整，社区干部的大量精力，要放在拼凑对方的记忆地图上。

有时黄宇荣带着政策上门，告诉居民符合条件、可以申请更多补助。对方却可能因为碍于脸面、怕麻烦等原因，将她拒之门外。“社区干部的工作，是没办法用效率作为标尺的。外企那套，也帮不了我太多的忙。”

外企到社区

越来越常见

初到长岛路居民区，黄宇荣打过退堂鼓。这里曾被认为是浦东新区“最差”的一个动迁社区，脏乱、老旧。“比我自己居住的社区差很多，落差挺大的。”

在书记李秀勤带领下，社区面貌逐年改善。如今，长岛路居民区反过来成了当地治理有效的典范。“这印证了我之前对社区的理解，社区干部正在做有利于社区发展和建设的事情，我们每年的工作目标和内容都是全新的。很有挑战。”

去年，长岛路居民区改造建设了两个花园。从对接设计、施工，到协调居民意见、对花园进行运营管理，“不断有新问题需要解决。”

黄宇荣觉得，相比以前日复一日、两点一线的日子，参与社区发展后，她真正体会到“社会生活的丰富性”。特别是疫情期间，社区经历了一次深刻的变革。居民和社区干部之间，开始互相体谅，参与社区工作的自治力量，开始向多元化演变。“你看我们现在搞一个社区改造，真是一呼百应。这种人与人的信任感、一个群体的凝聚力，能给人以热血和干劲。”

前段时间，长岛路居民区新招聘了一位男社工，刚刚从外企辞职。黄宇荣和他聊天，有些感慨：前两年外企到社区，好像还新鲜，现在越来越常见了。比起坚持留在企业里的大学同学，黄宇荣觉得，自己身上少一些对外部环境变化的焦虑感，整个人看上去更轻松、坦然。

“现在世俗的刻板印象好像也少了许多。”黄宇荣说，社区干部的岗位能力要求在提升，“企业回流的人才来这里，不再被认为是‘大材小用’，有时，一些年轻居民来办理事务，还会特别问一下，我们这个岗位是怎么报考的，对工作内容表示向往。”

人生下半场，黄宇荣选择了一条不大一样的路。“但我感觉，现在才是真正走进了生活本身。”她说。